光启科学刘若鹏：搭建创新平台 政府可以放得更开

原标题：光启刘若鹏：搭建创新平台“政府可以放得更开”

“长期以来，我们把‘工业实现’里面的技术和科技，当做了创新。虽然它也有价值，但其实是创新当中很小的部分。而创意，是在这之前的，是对于产业、生活方式的变革，对未来的社会机构、机理，进行思想上的设计。就像现在大家都知道智能手机长这个样子，但没有智能手机的时候，乔布斯是怎么想的，怎么想到做这个东西出来，这个是最关键的。”

因为分别扮演了中美两国在超材料尖端技术战略布局中的领头羊角色，刘若鹏与自己母校美国杜克大学的导师们时常感觉“交流不便”，母校方参与了美国国防部的研究课题，而刘若鹏2009年回国后创办了光启科技，他与导师超材料创始人之一——史密斯（David Smith）教授两人同处的超材料研究是一个仅有10多年历史的崭新领域，因为应用范围涉及军工、航空、航天等敏感领域，在与母校的深厚感情中，刘若鹏时常感到微妙的竞争关系。

他的“孤独”远非如此。

随着中国隐形战斗机制造商、放飞临近空间飞行器、收购澳大利亚“钢铁侠”飞行喷射包装备制造公司MartinJetpack，光启一年间在颠覆式创新领域令人眼花缭乱的表现，引发公众好奇心的同时，也正在招致排山倒海的非议。

2015年2月21日晚，距离被光启收购公司MartinJetpack在澳大利亚交易所挂牌上市仍有3天，刘若鹏在其微信朋友圈转发了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以及美国风险投资人、《从0到1》作者彼得·蒂尔的观点“我们对于一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往往基于比较思维——‘这个事情没有人做成过，所以这个家伙肯定也做不成。’而马斯克们想的却是——‘这件事情在物理层面上是行得通的，我为什么做不成？’”

现在，曾经被认为是“生产空中特斯拉”的“中国版马斯克”的刘若鹏，仿佛就是公众眼中那个被否认的“这个家伙”。

近日，光启掌门人刘若鹏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独家专访，全面回应了光启近年面对的质疑，也系统描述了他对真正颠覆性创新的定义、及其产生的机制。

“超材料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

《21世纪》：光启这几年发展很快，特别是去年在香港上市之后，引发更多关注。质疑声音也很多，最大的质疑说光启拿政府资助，是政府的“面子工程”，你怎么看？

刘若鹏：我们先明确政府研究经费资助的资产属性，它不是资本投入，是竞争性经费，华为中兴等企业都拿到过，不存在国有资本投入问题。这类补助是专门针对重点科学研究项目所设置的。并且如果你把光启定位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在技术战略层面的较量，那政府对于我们在“超材料”这个领域的资助不是太多了，是远远不够。要知道，我们现在是在跟美国国防部、日本防务署、北约等在PK。光启成立之初，得到了大量的政府前期资助，解决了光启源头创新在产业化初期的一些困难。但不能说拿政府钱的就是政府的面子工程，如果只是为了好看的“面子工程”，找院士去做就好了，在当时我们还是一个没有名气、一无所有的初创企业，做失败的概率也是很大的，失败了政府的“面子”怎么放？

《21世纪》：解释一下你刚才说的超材料属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技术战略较量”？

刘若鹏：根据我们的跟踪，2012年以后，也就是我们回国创业后，全球对这个领域关注度非常高。美国国防部把超材料列为“六大颠覆性基础研究领域”之一；美国空军把超材料列入“十大关键领域”（Ten Focus Areas）之一；美国国防部先进研究项目局把超材料列为唯一一个“强力推进增长领域”（thrust area）。日本防务署公开表示日本新神隐形战斗机使用超材料；北约从2011年到2013年组织成员国做了超材料六项专项应用。

目前在国际上研究运用超材料的公司包括波音公司、雷神公司等等。所以目前超材料已经成为最为顶尖的热门技术，而且军用为主，民用很少。

我们2010年回国创业，走得非常快。我们也建立了中国一系列源头创新机构，比如国家重点实验室等，还申请了2800多项专利。我们非常深度地推动了超材料在关键装备上的运用和发展，也就是真正把超材料变成实际可以使用的装备。对超材料的工艺技术，各种雷击、力学、高低温各种各样的工程环境，我们做了海量的工程型测试，可以说全世界我们走在最前面。

《21世纪》：光启能做到这个样子，有人认为跟您个人家庭背景有关？

刘若鹏：我父母第一不在公务员队伍，第二也不是企业家，都是普通公司员工。

《21世纪》：外界还质疑，香港上市的光启科学估值300亿，但截至去年三季度，公司营业收入才几千万，您如何看待公司估值？

刘若鹏：我们是2014年8月26日开了董事会之后才在光启科学这个上市公司工作的。所以，2014年不是光启的财年，如果要质疑我们光启的问题，也要看2015年的年报。

坦率讲，因为上市规则的问题，一开始大家认为光启科学是一个壳公司，这没错。但现在这一秒光启再被认为是一个壳公司，是不公平的。从去年8月份到现在，短短五个月，光启科学完成了两家世界顶尖的颠覆式空间技术公司的投资并购，其中生产马丁飞行喷射包的澳大利亚企业刚刚在其本土主板上市，光启控股其52%。另外，光启科学还拥有“云端号”、“旅行者号”临近空间飞行器产品线及其相关专利。而且云端号已经完成了试飞和任务商测，并签订了相应的商务运用合同。我们截至现在从上市以来一共有两轮融资，都是定向增发，不是公开募资，也没有所谓的“圈股民的钱”，未来还有可能引入战略投资者，现在光启账上的现金资产超过20亿港币，怎么还能说是壳公司？

《21世纪》：光启成立仅4年，公司管理层都是80后，公司管理能力是否能够支撑企业快速扩展？科学家做企业会不会比较吃力？

刘若鹏：这个可以借鉴美国的企业，乔布斯成立苹果的时候，也才二十多岁。Facebook、google的创始人也都很年轻。创新性的公司就要有这种创新者出来创业。这种创业模式在硅谷屡见不鲜，特别、特别正常。

“中国落后在思想和方法论上”

《21世纪》：您如何定义“黑科技”（颠覆性创新）？

刘若鹏：我定义“黑科技”是超越人类想象以外的、难以置信的，且可以造福人类的科技。我把这个概念用在公司年会了，我们光启人就是在做“黑科技”。

《21世纪》：您如何看待中国目前在前沿科技方面的布局？

刘若鹏：从中国社会整体来讲，大家对前沿技术、科技创新、尖端技术、黑科技，理解还是非常薄弱的。不懂得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也不懂得它们是怎么产生的，应该由谁产生，也不赏识创造这些的企业家。

“黑科技”很大程度上需要极强的创意，但这方面中国还很欠缺。因为中国整个工业化进程，是从“工业实现”入手的，偏重于制造。实际上在“工业实现”阶段，恢弘的创意、设计、颠覆式的创新时代已经过去。长期以来，我们把“工业实现”里面的技术和科技，当做了创新。虽然它也有价值，但其实是创新当中很小的部分。而创意，是在这之前的，是对于产业、生活方式的变革，对未来的社会机构、机理，进行思想上的设计。就像现在大家都知道智能手机长这个样子，但没有智能手机的时候，乔布斯是怎么想的，怎么想到做这个东西出来，这个是最关键的。

而且，往往启动全新的东西，马上会发现，很多想法没有成熟技术来实现，这就会引导你做很多别人没做的事情。技术上都有难度，但只要有足够多的具有基础科学知识的人，给予相应资金，给予明确的目标、时间、相应技术都能做出来。但是为什么人家开发了，我们没开发出来，是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要开发什么。

《21世纪》：你的意思是没有思想上的定义和设计，就只是蛮干？

刘若鹏：对。所以过去我们国家在科技创新上比较有意思。我们在如何实现一个技术难题方面花了100%的力气，但却完全不花力气去研究应该去做什么。对于战略上的投入是0，对战术上的投入是100%，最终做出来的是某一个工业实现中的某一个细枝末节的东西，而没有从更恢弘的人类未来的变革和发展中布局。

而缺少了这一环，我们肯定是落后的。你连研发的方向都没有，所以你不会去做创意和品牌需要的那些技术。马丁喷射包，我们不能做吗？中国工业技术我们做不出来？杀了我也不相信。但是人家做30年了，我们没有做。

所以中国目前的科技创新，只有互联网相对成功，因为互联网是基于成熟技术的社会结构变革，中国社会结构够复杂，人够多，是拼屌丝数量，而不是精英知识分子，所以我相信印度的互联网也会做得很好。

《21世纪》：所以我们其实是落后在思想和方法论上？

刘若鹏：是的。在中国，大家把技术、工业作为国民经济增长的手段，用之以器，而不是把它当做人类进化变革的原动力。而在西方，人类智力活动的行为是人类进行体外进化的方式。他们不认为发明了手机，是企业找到了赚大钱的方式，新的经济增长点。他认为这是人类进化了，可以听得比别的物种更远。这当然可以赚很多钱，但赚钱只是副产品。

未来如果中国还是急功近利，没有很深邃的思想和价值观驱动的科技创新是没血没肉，没有品牌，不能产生共鸣的、干瘪的工业实现中的改良。这是根本上思路的偏差，你只考虑投机一下，赚一堆钱，考虑的不是人类更深层的问题，所以你总是在已有的市场中看，是不是可以在工业实现阶段做一些改进的可能，却没有在真正带来全新变革的创意导致的科技领域投入力量。而这一块里面，企业是创新主体。

《21世纪》：你对21世纪的科技创新、创新环境的定义是什么？

刘若鹏：21世纪的科学研究，不再是底层的科学、物理层面的发现，而是交叉、前沿、综合技术，人类仿佛拥有了很多武器，真正是在创造。在科技领域，交叉技术成为主流科学研究方向，在商业领域跨界整合成为主流的商业思维。所以在一个企业内部，可以更好地对这种交叉综合技术进行融合，尤其硅谷模式的建立，使得人类的梦想可以通过企业组织的行为加资本的模式，得以实现。而在实现人类梦想的同时，也为股东和团队赢得物质财富。据我所知，硅谷企业一开始并非只是为了生存，而更多是为了实现他们改变世界的梦想，根本驱动力是非常不一样的。

“政府并没有放得很开”

《21世纪》：你如何看待国内创新环境？

刘若鹏：这其实是个氛围问题。目前深圳在这方面的氛围相对较好。华大基因、光启、大疆科技、超多维等公司在我看来都是非常另类的企业，在中国只有深圳会有。这批企业聚集在深圳，大家经常低头不见抬头见，就把氛围营造出来了。人其实是个很感性的动物，对世界的直接感受认知都只局限在距离自己5公里的范围内。

《21世纪》：你刚才批判了中国落后在思想和方法论上，但光启毕竟在中国得到了政府以及各路资本的慷慨支持，这是不是说明中国的嗅觉比西方更敏锐了，还是说这种灵敏还只是个案？

刘若鹏：我认为，对于光启，是超出常规的敏锐和慷慨。但我觉得，这主要跟我们是做超材料有关，而超材料是跟隐形战斗机的重要性有关。毕竟周边国家、竞争对手都在搞隐形战斗机，中国当然也要搞，但不是所有的行业都面临这样好的机遇。据我观察，光启目前确实是个案，政府并没有放得很开，还是会担心用资金支持企业，过两年黄了怎么办，成一届政府的一个污点了。所以我认为，目前并没有一个机制，可以批量地产生光启这样的公司。

《21世纪》：换句话说，如果你是要做个苹果手机，那就得不到这样的支持了？

刘若鹏：我相信不会被支持。我能感觉到政府会有更多的顾虑了，有时候官方者避免用“光启模式”的字眼。我们最开始报广东创新团队的时候，我们是作为一个自建团队，而不是被某个单位引进的。当年第一批有12支团队，我们是唯一的一支自建团队。但是从第二年起，就不允许自建团队了，就是对支持创业更为谨慎了。

《21世纪》：为什么？

刘若鹏：我想政府顾虑的是，创业团队过来，自己什么投入都没有，万一把政府支持钱花完了之后，你跑了或是撂挑子了，就成了政府的败绩了。但深圳的孔雀计划仍然是对创业团队开放的。

《21世纪》：如果政府在这方面的政策不能开放，您觉得政府在其他方面有什么可以做的？

刘若鹏：我觉得政府应该花大力气搭建平台，让中小企业或者创意团队路演。在硅谷，每天晚上都有这种标准化的路演活动，下面坐的都是投资人，天天讲，还有网上直播。如果政府搭建了这种平台，投资人肯定会来，我都会去。（编辑郑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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