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南京陆军总部大礼堂的西北角担任警卫,穿着草绿色的军礼服,手持卡宾枪,子弹上膛。当看到不可一世的日寇头子冈村宁次等人低头认罪、道歉,我心里想,战争终于结束了,我们可以回家了。”已是晚上9时,天台县城关新华巷6号一座老宅子里,95岁的中国远征军老兵袁祥彬还在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述他在见证南京受降仪式时的所见所思。
为了不做亡国奴,17岁的袁祥彬毅然投笔从戎,考入军校,参加远征军,转战印缅战场,在南京亲历日寇的投降,当内战烽火点燃时,又毅然退伍还乡……袁祥彬的传奇一生,值得致敬。
天台是全国抗战模范县。8年抗战中,当时只有12万男丁的天台县有7600多人参军卫国。
1938年,正在上高二的袁祥彬投笔从戎。“我大哥袁祥铭1937年就去参军了。我当时在舅公家看到《东南日报》上登载的军校招生广告,马上就报了名。”袁祥彬说,有20多名天台青年与他一同报名参军。
带着母亲的嘱托和牵挂,袁祥彬辗转到达江西上饶,参加军校考试。被录取后,他们长途跋涉3个月,避开战火纷飞的南昌,取道临川、萍乡,绕道至长沙,乘火车到广西桂林,再辗转贵阳、重庆,最后才到达成都军校。
由于年纪尚轻,袁祥彬先到学生队受训,后编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17期第二大队,即通常所说的黄埔17期,学习炮科。一年后,其兄袁祥铭考入成都军校,编入第18期通信科,但两人当时互相不知道自己的兄弟也在受训。毕业后,袁祥彬主动报名参加了远征军。
1943年,22岁的袁祥彬坐上飞虎队的飞机,越过驼峰航线,来到印度,被编入中国驻印新六军军部情报队,任区队长。
在印度的前半年,袁祥彬所在部队一直在兰姆伽接受丛林作战方面的集训。他所在的部门主要负责侦察敌情,将地形用代号一一编号、测绘,以利炮火攻击。“我们侦察的地方,常常紧靠敌人前沿阵地,十分危险。”袁祥彬介绍说,在丛林中作战,简直就像一场很长很长的噩梦。
“我们只能住在树上,身上涂满防蚊药。战友之间都留下遗言,如果自己牺牲了,就请战友将自己的头发、物品和信带回家,也算回故乡了。”回忆起往事,老人一脸肃穆地说。
1944年春,袁祥彬所在部队开始反攻,先后攻克孟拱、马隐,从湄公河一直打到密支那河。“中国人非常勇敢。美国、英国军人都向中国军人竖大拇指。”老人骄傲地说。
1945年5月,新六军再次由飞虎队空运回国。“那时,日寇打到贵阳,直逼陪都重庆。作为中国军队中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我们要回国作战。”袁祥彬说,没想到战局突变,日本投降了,新六军接到命令,开赴南京,接受日军投降。
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在南京陆军总部大礼堂担任保卫工作的袁祥彬亲眼目睹了曾经不可一世的日寇头子冈村宁次等人脱帽、鞠躬、致敬、谢罪。“这个仪式只有短短10多分钟,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荣光的一刻。”
根据老人的记忆,他还参加了另外一次受降仪式。时间是在9日下午3时,南京市新街口专门搭的受降台上,日本人向中国人道歉、鞠躬。
1946年2月,袁祥彬毅然决然离开部队,回到天台。“我当年当兵,是为了打日寇。日本投降了,我的任务完成了,我当然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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