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公权力的侵害，如果在国家法律上都得不到支持，不仅公民的权益无法弥补，更无从体现公平正义，也会连累司法机关的威信，更与国家赔偿法的立法精神相去甚远。
还记得那些冤假错案吗？平反尘埃落定之后，就该轮到国家赔偿了。这些年，赔偿金额“水涨船高”，如云南巧家投毒案赔偿173万元，内蒙古呼格案赔偿205万元，浙江张高平叔侄案赔偿266万……还能有更高的吗？如从申请金额看，日前由江先路亲属提出的2.3亿元，无人能出其右。
数年前，福建人江先路投入近3亿元，在厦门市创立东妮娅会所。2012年4月6日，他卷入一场租赁纠纷引发的冲突，因涉嫌聚众斗殴罪被警方刑拘。其后，企业倒闭、资金崩盘、数百名员工失业，江和妻子名下近2亿元资产被法院冻结拍卖、变卖，以偿还贷款和债务。
然而，这还不是最惨的。2015年11月，厦门中院对该案作出终审判决，认定江先路无罪。之前，在看守所被关456天的江先路，已被确诊为肺癌晚期。硬憋着一口气的他，在洗白冤屈半年后病逝，留下仍未解决的上亿元债务。2016年10月20日，江先路亲属向厦门市思明区法院提出“天价”国家赔偿申请，并得到了正式受理。
先不管这个申请金额算不算“天价”，究竟离不离谱，单从法律程序上看，这种公民申请行为合法合规，也无可厚非。国家赔偿因国家机关的侵权行为引起，归责原则是“违法原则”。因为国家机关的司法行为，江先路的合法权益受到了客观损害，作为拿到无罪判决的受害人，就有依照国家赔偿法获得赔偿的权利。因为江先路已经去世，其亲属自然可以代为申请。
实践中，江先路亲属申请国家赔偿，主要可分为人身和财产两个方面。首先是侵犯人身自由方面的损害赔偿，江被错误羁押456天，每日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于今年5月16日下发的通知，涉及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的赔偿金标准为每日242.30元，这部分的金额应在11万左右，即便能加上一定的“精神损害赔偿金”，也与申请的赔偿金2.3亿元相距甚远。
就江先路亲属而言，申请财产赔偿应是当仁不让的“大头”。根据报道，江先路被错误羁押后，企业被迫倒闭，债权人上门索债，诉诸法院求偿，导致“多套房产等近2亿元资产被低价拍卖、变卖”。尽管国家赔偿法中规定，“财产已经拍卖或者变卖的，给付拍卖或者变卖所得的价款；变卖的价款明显低于财产价值的，应当支付相应的赔偿金”，但问题是，这个拍卖或变卖应是与此案有直接关联，而原有债权债务关系所导致的司法拍卖与变卖，并不能归入此列“得偿”。
根据国家赔偿法第36条，似乎还可以找到一条“求偿”依据，就是“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但一般认为，直接损失是已经取得财物的损失，间接损失是可得利益的丧失。回看江先路的坎坷遭遇，所办企业倒闭，蒙受巨额经济损失，尽管与他被错误羁押有关，但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大部分的财产损失，仍属于可得利益上的“间接损失”。“吃了官司”后，企业本身受损并不大，主要是经营活动受限。如此，在司法实践中，就很难得到有力支持。
问题是，因为国家机关的职权行为，江先路不仅在人身自由上受到损害，而且经济上蒙受巨额损失，是不争的事实。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面对公权力的侵害，如果在国家法律上都得不到支持，不仅公民的权益无法弥补，更无从体现公平正义，也会连累司法机关的威信，更与国家赔偿法的立法精神相去甚远。
赔偿有名，正义无价。在公民蒙受的冤屈面前，再“天价”的国家赔偿，都是黯然无光的。更何况，目前我们的国家赔偿，还仅是“弥补性赔偿”，而不是通行的“惩罚性补偿”。为“后事之师”计，立法者应通过直接立法或司法解释等形式，对国家赔偿法36条作出修改，规定无论直接损失或间接损失，都应给予经济赔偿，不让受害人再受委屈。
当然，职能机关在依法赔偿的同时，也应深刻反省“源头”、堵塞漏洞，并按照“终身追责”的原则，查处造成冤假错案的责任人员。如此，“天价”赔偿的学费才不会白交。
